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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彩吧助手
                                                                        发稿时间:2020-08-13 14:08:27

                                                                        自从杜鲁门把美国带入朝鲜的“警察行动”以后,总统已经得到了未经国会同意而将这个国家再次带入战争的权力。同时,白宫总是将战争隐喻扩展到其他事务上——反贫穷战争、反犯罪战争、反毒品战争和反恐战争等。这些隐喻让总统延续了作为军事统帅的神秘性,得以在紧急状态时主张单边行动的权力。经过一连串缺乏反思的战争隐喻,总统已经从国会那里赢得了概括性的法律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单边行动应对各种危机。总统们积极运用这些权力,反复签发总统令,以探索总统法定权力的模糊边界。长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先例,为总统紧急权力的常规化提供了基础。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时,正值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进入最后阶段。虽然最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判定特朗普无罪,但他执政以来两党的党争日趋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为近几十年来罕见,是有目共睹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称之为“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

                                                                        反观美国,当前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突破500万例,死亡病例逾16万。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美国卫生领域的主要官员不坐镇抗疫前线,尽心尽责控制好国内疫情,弃数百万在病痛中挣扎的民众于不顾,远赴台湾政治作秀。这位美国官员是否知道,就在他所谓“访问”的三天里,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52000多人被疫情夺去生命。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战时总统”与“紧急状态政府”

                                                                        阿克曼和西班牙政治学家胡安·林茨也有过类似的分析。阿克曼认为,美国的宪法传统将所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追溯至人民主权,而且并不承认任何一个特定的分支有充当人民唯一全权代言人的资格。总统和国会作为两个都经过全民选举产生的分支,都有资格主张自己比对方更能代表人民,更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从而发生对峙。林茨认为,美国的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容易导致危机。在议会制下,议会多数党组阁,内阁总理同时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议行合一保证了只有一个党在台上执政。美式总统制则不然,总统和国会权力分立,都经过选举产生,这就完全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一个党拿下国会,另一个党入主白宫,甚至国会参众两院也可能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党手里。由于两党都能掌握一部分国家机器,就会倾向于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相互攻击。眼下,美国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分裂——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和参议院,民主党则是众议院多数党。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我们再次正告美方,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以任何借口搞官方往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一些人切勿心存幻想和侥幸,玩火者必自焚。我也要提醒台湾当局不要执迷不悟,甘当玩偶、仰人鼻息、挟洋自重,以疫谋独的把戏是死路一条。

                                                                        然而,“二战”之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新政联盟生出裂隙,逐渐瓦解。经过几十年的重组,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联盟”(a social group coalition),喜欢出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少数族裔、LGBT、女性)的优惠政策,以修正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共和党则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an ideological movement),喜欢诉诸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等统一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其选民基础更同质化——白人、男性、基督徒、中老年人的比例要高很多。但无论如何,短期内,两党都很难建立起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党都无法长期主导政治议程,美国政治的极化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新冷战:难得的跨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