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11选5

                                                            来源:广东11选5
                                                            发稿时间:2020-08-13 12:25:06

                                                            《纽约时报》10日称,许多企业对此感到困惑,因为特朗普政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交易的具体内容,企业因而不清楚自己的业务是否将被迫调整。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时,正值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进入最后阶段。虽然最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判定特朗普无罪,但他执政以来两党的党争日趋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为近几十年来罕见,是有目共睹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称之为“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

                                                            哈里斯1964年10月20日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她的父亲唐纳德·哈里斯是牙买加裔美国人,母亲希亚玛拉是来自印度的泰米尔族移民。希亚玛拉1958年只身从印度前往美国,攻读营养学和内分泌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一名乳腺癌专家,并且在那里遇见唐纳德·哈里斯。二人婚后育有两女,即大女儿卡玛拉·哈里斯和小女儿玛雅。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人眼中,身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的哈里斯是一名杰出的黑人政客,但其实,她同样也以自己的印度裔血统为傲。“我名字的读音是‘卡玛—拉’,像有个重音符号,”卡玛拉·哈里斯在2018年出版的自传《我们所坚持的真理》中这样写道。她在书中解释了她的印度名字,“它的意思是‘莲花’,这在印度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莲花生长在水下,花朵浮在水面上,而根则牢固地扎在水底。”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哈里斯小时候曾随母亲前往加拿大生活,并在蒙特利尔上了5年学。不过,她大学是在美国读的,本科毕业于美国霍华德大学,在那里取得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后来又进入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哈里斯在加州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2003年,她击败时任检察官特伦斯·哈林安当选为旧金山区域检察官,并在2007年成功连任至2011年。2010年当选加州总检察长,是当地第一名女性、非裔、印度裔和亚裔美国总检察长。她任内大力推行司法改革,自称是“进步派检察官”。2016年11月8日,她在201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击败了同党候选人洛雷塔·桑切斯,继承决定退休的芭芭拉·柏克瑟之参议员席位,令她成为美国参议院第一名南亚裔和第二名非裔女性参议员。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